基因样本

[44] 李高协：《关于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的分析思考》，载《人大研究》2013年第2期。

其二，借鉴德国经验，在单独以原行政行为作为程序标的之情形，根据《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22]一并撤销复议（诉愿）决定。一方面，本款规定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以原行政行为作为程序标的，这与原处分主义相契。

照此，即便原机关实施了违法行为，也可能通过事后补正而免受追责，这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之监督行政的立法目的。摘要:  新《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确立了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当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理由时，人民法院就必须将已经改变后的事实和依据统一到原行政行为之中去审查，而不是作为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来审查……这时审查的‘原行政行为实际上已经是经过复议决定修正的‘原行政行为2.0版。但在共同被告间举证责任之分配、原告不服一并裁判时被上诉人之确定方面，新法与《适用解释》均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在第一种情形，原告仅以复议机关为被上诉人，而在第二种情形，原告仅以原机关为被上诉人。

3.由谁承担复议决定内容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尚未明确 《适用解释》第9条仅提及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分配，而对如何分配复议决定内容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没有明确。进入专题： 复议机关 共同被告 。参见H. Oberdorff J. Robert, Libertés fondamentales et droits de lHomme : textes internationaux et nationaux, Paris : Montchrestien, 2007, pp.189 et s. [18]林来梵骆正言：《宪法上的人格权》，《法学家》2008年，第5期，第63页。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7条规定回应了舆论对此前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所谓同命不同价规则的指责[14]。Supreme Court of Lithuania, 26 September 2007, case No. 3K-3-351/2007. [1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龙口市厨房配套设备用具厂、北京市海淀区春海餐厅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第68-70页。该条尤其没有明确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权，而这是个人信息权中最为核心的权利。法律不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适用于特定地域的特定人权，它也是一种时代性知识，必定打上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回应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需求。

该权利实际上首先由国际人权公约所确立。前述措辞清除地表达了立法者‘协调二者的意图。

然而，该条表述中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可以一词似表明其具有倡导性规范的性质，对法官无硬性约束力，而为其保留了自由裁量余地。她出生时被其生母抛弃，后被社会机构收养，4岁后为其养父母所收养。恰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在人权哲学的影响下，民法典对于基本权利的这种开放性是当代民法典的重要特征[32]。在这些领域中，法典是其他单行法的基础，尽管单行法可以补充法典或者作出例外规定。

此条有重大意义，它揭示出魁北克民法典与人权宪章之间和谐一致的互动关系。未来，在对本条进行解释时，其中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及根据宪法的措辞可经由扩张解释，与宪法人权条款实现衔接。当然，民法人格权与所谓的宪法人格权在内容上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以隐私权为例，宪法上的隐私权实际上还包含了住宅自由、通信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部分内容。首先，基本权利是法律秩序的蓄水池，基本权利为整个法律秩序提供概念、分类、推理等方面的参考和启示[21]。

在当代，基本权利本身也被承认具有横向效力，在个人之间也可以发挥效力。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私法与公法一样，同样负有保护宪法基本权利的义务[30]。

宪法人格权比民法人格权的范围更为宽泛，由此，法官可直接以宪法人格权作为获取启示和动力的源泉，来发展民法人格权。未来，司法解释或者典型性案例应对二者做出区分。

受人权宪章这一条文的启发，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条规定 ：任何人均负有义务以不损害他人的方式，遵守依据情势、习惯或法律为其施加的义务。不仅如此，瑞士法院根据欧洲人权法院发展出的积极义务理论（国家不仅负有尊重人权的义务，而且还应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人权），认为知晓其身世的权利也可以产生积极义务[27]。由此，民法典与凡尔赛宫、马赛曲一样，成为法兰西民族集体的记忆之所）[3]。法官基于宪法人格权可推导出许多新型的民法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权、声音权、个人私密空间权等。[19]Jean-Christophe Saint-Pau (dir.),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LexisNexis,2013, p.465. [20]M.-E.-H. Perreau,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in RTD. civ., 1909, p.501. [21]M. Samson, Droit civil et droit de la personne au Québc et en France : conflit et réconciliation, in Jurisdoctoria, 2009, n°2, p.108. [22]ECHR, Pretty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2346/02, 29 April 2002. [23]Jean-Christophe Saint-Pau, Larticle9, matrice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in Recueil Dalloz, 1999, n° 37 , p.541. [24]Philippe Meier, Estelle de Luze, Droit civil suisse : Droit des personnes, Articles 11-89a CC, Zürich : Schulthess, 2014, p.277. [25] Marie-Laure PAPAUX VAN DELDEN, « Au nom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de lenfant : facettes choisies », in Facettes du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Zurich : Schulthess, 2014, p. 97 ss. [26]该案中，原告生于1965年，时年已38。三、从人权与人格权关系看侵权法传统救济模式的局限 鉴于《民法总则》上述条文列举了人格权的类型，民法典分则中是否有必要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人格权对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实施，也是基本权利具有客观法和主观权利双重属性的具体体现，侵害基本权利，将引发与侵犯民事权利相同的法律后果。就我国而言，现行法为人身损害赔偿所设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显然过短，十分不利于受害人行使其救济权。

中国宪法于2004年引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条款，这是我国宪法在人权保护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意味着国家既负有尊重人权、不干预个人行使基本权利的消极义务（防御功能），也负有以立法等手段来保护人权、促进其实现的积极义务（保护功能）。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设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民事法律相应规定了人格尊严原则，有关司法解释甚至直接使用了人格尊严权这一富有争议的提法。也就是说，民法典条款的解释必须与魁北克人权宪章的规定相一致。

一方面，《侵权责任法》第2条列举了所保护的18种民事权益类型，尽管这一列举最后使用了等人身、财产权益字样，表明其为非封闭式的列举，但是，由于立法者已经十分详细地列举了18种具体的权益类型，这对法官未来自由创设新的权益类型，显然构成一种潜在的约束和限制。正因为如此，从这一条款出发，加拿大最高法院承认民事侵权责任必须从基本权利制度所保护的价值中寻求启示，只是在具体适用中仍然遵循民法的方法和原则。据此，瑞士相应地修订了其民法典，修订后的《瑞士民法典》第268c条第一款规定：儿童自18周岁起，有权获得关于其生父母的有关信息。Jean-Michel Bruguière, Bérengère Gleize,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op.cit., pp. 109-110. [40]宋新：《论德国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及借鉴》，《东方法学》2016年第6期，第128页。

例如，侵权时效制度对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形成了直接限制，而侵权法所保护的都是财产权和人身权等宪法基本权利，因此，相对于与合同时效而言，侵权时效对于基本权利可产生更大的影响。身体权通常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身体完整不受侵犯。

这也是宪法修正案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因所在[31]。由此，民法人格权必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带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印记，这种内在的联系决定了二者必然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8]Supreme Court of Netherlands, Decision dated 18 March 2005, RvdW 2005, 42 (wrongful life). [9]SiewertLindenbergh, The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private law in the Netherlands,op.cit., p.122. [10]张新宝：《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具体侵权责任》，《法学家》2007年第5期，第137页。[13] ECJ, Commission v. Italy, C-13/63, Judgment of 17 July 1963. [14]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解读》，《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第23页。

3. 相关规定的实施应由独立机构来监督。而政府如由于疏失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致受害人终被杀害，则违反了保护生命权的义务，法官可以宪法生命权为依据，判决政府对受害人家属承担侵权赔偿责任[7]。从这个角度来说，2017年《民法总则》对尊严的认识比起1986年《民法通则》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与深化。内容摘要：人格权与人权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尽管分属于不同的法律秩序，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人格权的基本化和基本权利的民事化是同时双向发生的进程。

由此，民事特别法上的限额赔偿制度的合理性不无疑问[9]。原告则认为，这项法律为其了解身世造成了制度性障碍。

1998年，她在法院提起诉讼后被驳回。从1899年的俾斯麦案例开始，德国法院对肖像权给予保护，肖像权并被写入到1907年的艺术家著作权保护法之中。

但是，若因此来否认人格权的民事权利属性，则显然是片面和保守的，难以回应人格权制度在当代的新挑战。其一，人格权的很多内容是对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实施。